(37)八个能否即：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50)与此同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便同生产力之间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这就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和完善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7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92)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个30年左右的奋斗历程区分为两个15年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因之，法治经济是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契约经济，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平权经济，是市场主体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经济，是市场主体活动规范运行的规则经济，也是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有序化的秩序经济。(3)提升执法司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效能。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发展的大变革时代。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116)鲜明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所蕴涵着的丰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我们才能更为透彻地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法理。……对滥用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把民事纠纷刑事化，搞选择性执法、偏向性司法的，要严肃追责问责。

(5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6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五)科学的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贯穿于严格执法理论各组成部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应当采取普遍而非孤立、动态而非静态、全面而非片面、整体而非零散、立体而非平面的视角观察、分析、处理严格执法中的一系列关系。严格执法的理论阐释和实践转化，能够彰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伟力，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发展。

立法机关应当抓住修法契机，明确将辅助性原则上升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激活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一是充分发挥党政体制统筹的优势，即有效释放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置在司法部的机构改革红利，将行政执法监督从纯粹的业务事项转变为统筹推进法治一体建设的重大事项，借助党政合署合设的政治权威提高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的实际地位。

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守法是善治的基础，执法是守法的引领和依托，严格执法能够为全民守法提供示范带动作用。如果各种权势、金钱、人情、关系介入到执法过程之中，那么，不仅对正常的行政执法工作形成干扰，而且极易造成执法权力寻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从法律性质上看，将县级人民政府部门依法享有的行政处罚权交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不仅是行政行为法层面的一次行政执法权的重新配置，而且也是行政组织法意义上的一次事权的纵向再配置。(69)在中国特色党政体制之下，严格执法已经成为党和人民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光荣使命，严格执法能否实现更是衡量依法履职尽责和担当作为的重要标尺，要善于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推进严格执法的强大势能。(50)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2页。从时间轴来看，行政管理领域的执法重心下移改革与行政审判领域的管辖重心下移改革不期而遇。

严格执法理论也是在洞察人类社会法治发展历史进程和规律中传承和凝练的思想精华。(29)严格执法尤其离不开坚强的政治组织保障和队伍人才保障。

一方面，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作为执法依据的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自觉维护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确保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能够得到统一正确实施。(49)人民是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法治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基本理念，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近年来，党中央以党内法规形式将严格执法纳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履职、督察和问责的范围，对于整治一些民生重点领域存在的执法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发挥了重要作用。(76)参见詹镇荣：《民营化与管制革新》，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85页。本文结合近年来我国行政执法制度的丰富实践，全面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严格执法理论，找准行政执法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法治建设生产力，使其在鲜活的行政执法实践探索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并未明确赋予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执法主体资格，其他特别规定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执法职能的单行行政管理法同样稀缺。(6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1页。(64)实践理性既是严格执法理论的真实写照，也是其开放性的具体表征。

(2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在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中，以严格执法为抓手还能够引领法治社会的形成。

(71)严格执法理论孕育于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必将在高质量法治一体建设的新征程中获得更多滋养而继续发展。中共中央2021年6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强调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为检察机关成为行政执法外部监督中的正式监督机关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契机。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执法是纸面之法走向生活之法的桥梁，严格执法能够保障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8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中，研究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等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议事日程。

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机制、创新方式、畅通渠道，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裁判文书。(49)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也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最直观的展示窗口。(18)这些先期改革成果已为我国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18条和第24条确认，体现了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辩证统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12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省级政府可以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够有效承接的一些县级管理权限包括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权等赋予经济发达镇，明确镇政府为权力实施主体的改革任务。(82) (三)规范共同执法行为立法的制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为其他领域立法法典化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执法者必须忠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情枉法。可见，执法重心下移改革还面临行政组织法与行政行为法、单行行政行为法与特别行政管理法之间的矛盾，加之基层执法能力特别是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能力普遍薄弱，行政执法权全面下移依然承受着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考问。

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往往同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松有很大关系。(59)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2021年第5期，第12页。

严格执法理论在高质量法治一体建设新征程的实践转化，可从执法事项减少取向的职能转变、执法重心下移改革的法治因应、规范共同执法行为立法的制定、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统一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制定上进行努力。推动整合同一领域或相近领域执法队伍，实行综合设置。此项改革举措既因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倒金字塔型结构所逼，也与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及时化解的社会治理理念相符，体现了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80)的法治思想。只有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重新审视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定位，才能通过对具体运行规则的科学构建，进一步激活探索多年的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促进严格执法更好实现。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严格执法理论的实践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33)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页。

严格执法理论的基本要义包括治国理政和法治建设中的执法地位论、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执法体制论、力度和温度兼具的执法方式论、政治组织和队伍人才结合的执法保障论、全方位和全流程的执法监督论。(5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②参见马怀德：《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第11—22页。尽管行政三法基本规范体系已经形成，但碎片化的立法和修法成本高昂、速度太慢，相近制度的规定多有重复，更多其他类型的行政执法活动仍然处于无基本法可依的状态。